|
北川佛教是经印度西北部和西域储古国而沿丝绸之路往东传入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等地的一种佛教。很多人都知道佛教，可是却不知道其实佛教分为很多，有南传佛教当然也有北传佛教。那么，北传佛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北川佛教： 在佛教传入初期，政府禁止汉人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佛教传入不久，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他把佛与黄老并祀。东汉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他们祭黄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协助印度等国的外来们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北方胡族统治阶级来说，因为儒家传统观念排斥“夷狄”入主中原，便有意扶植佛教这种“夷狄之教”（特别是因果报应论）作为自己统治的依据。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并废除以往禁止汉人出家之令，大力发展佛教。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麻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着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佛教中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经原是用梵文或葱岭以东的“胡”文写的，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用语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因此，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如东汉的支谶、安世高，西晋的竺法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刘宁的求那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等，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度译或传译），有的笔录成文（笔受），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掺杂到佛经中去。如把“涅盘”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中国的“道”，“理”、“性”等词语含义丰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 经、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此即为“格义”佛教。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道经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这只是一个例子，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学派。这样，便形成了民族佛学，并形成了北传佛教。 佛教的历史： 中国中原地区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由西域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直接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 蒙古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文译本的佛典是从藏译或汉译再译而成，故其资料价值不高。 朝鲜于四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七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中国求法，主要为禅宗。与日本同为汉译佛典流行区。 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与汉译、藏译相比，数量极微。可分为在尼泊尔古塔及僧院发现的“尼泊尔本”；在中亚发掘的“中亚本”；发现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古塔的“基尔基特本”。我国的新疆与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各宗祖师及高僧之着作甚丰，亦为北传佛教特色之一。 您可能也喜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