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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一直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第二大长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关于黄河地区的故事有很多，也有大量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等着我们去了解开发，与研究。本期的地区文化带你去了解黄河决口，黄金万斗的河工堵口。
研究黄河堵口的历史，清代的河工堵口是值得一提的。出于“保漕”的需要，及沿用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清代治河不仅非常重视堤防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决口的堵塞，几乎是“逢口必堵”。以至于在乾隆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河官们到了“为堵口抢险而疲于奔命”的地步。 清代的河工堵口，有三个特点： 工程复杂。就古代治河工程来说，堵口本是一项技术复杂、风险极高的事。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是如此。而要在口决多处，且流行多时的情况下再行堵复，更是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在清代可谓屡见不鲜。靳辅、陈潢的堵口治河活动如此，乾隆年间阿桂主持的堵口工程也如此。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7月，黄河两岸相继决口20余处。北岸水势由青龙岗夺溜北注，经南阳、昭阳、微山等湖，入大清河。朝廷委派大学士阿桂主持堵塞，曾两次堵合，但均告失败。此后，通过实施增筑南堤、加开引河等一系列工程，至乾隆四十八年才将所有决口堵复。 费用浩繁。这是由堵口工程规模大、技术复杂所决定的，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据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在武陟马营的一次堵口中，耗银达1200万两，用秸料更是多达2万余垛，合计2亿多斤。一次堵口竟用这么多的料物，真是骇人听闻。 清代治河，重在堵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治河以“保漕”为最高目标。如在顺治年间，由于黄河屡堵屡决，阻滞运道，当时不少朝臣连上奏章建议改道，让黄河走所谓的“禹王故道”。而总督河道杨方兴认为：“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在今江苏宿迁境）二百余里，必借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清史稿·河渠志》），反对这一建议，下决心堵塞决口。并得到了当权者的赞同。 你可能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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